牢骚不可不发。水过满则溢，物不平则鸣，乃事物之常理。但牢骚发得不适当，也会闹出祸事来的。
唐朝大诗人刘禹锡，永贞元年因参加王叔文政治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。到了元和十年，朝廷准备重新起用刘禹锡。可他回长安后，看到被贬之后一些靠攀龙附凤、投机拍马爬上去的新贵，心中不满情绪油然而生，在游玄都观时，写了一首发牢骚的诗，其中有两句说：“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语含讥讽。不想这首诗竟导致刘禹锡再度被贬，做了远州刺史。这种因发牢骚而获罪，甚至掉脑袋的事，历史上是不少见的。
牢骚，即抑郁不平之感。发牢骚的原因，是多种多样的。个人的事不如意，发牢骚；对国事、集体的事不满意，发牢骚；对他人的事心里不平衡，发牢骚。这种不如意、不满意、不平衡，如同一股愤懑之气憋在心里，不发不行，发了才痛快。但牢骚要发得有点讲究，要考虑其后果。
一是要发得合理。你私下发泄不满情绪也好，甚至骂人也好，总得有点道理。如果你办错了事，受到了应有的批评，反而把别人臭骂一顿，那就太不道德了。议论国事也好，评论他人的事也好，总得有一个正确的是非观念。如果只从一己之私出发，乱说一通，那你的话又有什么价值呢？
二是要发得其所。牢骚多发在私处，或在朋友之中，或在家人之间，或在街道上，或在火车里。所谓街谈巷议，其中就有不少属于牢骚话。当然，也有发在文学作品之中的，如《诗经》中的国风篇就是。其中一篇《伐檀》就骂道：“不稼不穑，胡取禾三百廛兮；不狩不猎，胡瞻尔庭有悬兮！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。”这种对不劳而食者的讽刺挖苦话，不就是一种牢骚么！不过作者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印成书罢了。当然，有些牢骚也可以发在大会上，公共场合里。但这毕竟是少数。而大多则发生在私人场合，对同志、朋友、亲人以至领导说说心里话，以得到正确的规劝和引导。
三是发得适度。适度就是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，比如发发牢骚可以，但党的政策决定必须执行，组织分配的工作必须做好，组织纪律必须无条件遵守。超过了这种界限，一味消极地发牢骚，以致涣散了人心，那就不适当了。
群众发点牢骚，如同风吹而草动，情动而辞发，是很自然的现象。任何一个时代的当权者，都不可能用一道命令禁止群众发牢骚。相反，许多聪明的统治者反而会因势利导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。春秋时郑国有名的大臣子产当政时，一些人利用乡之学校发牢骚，议论朝政。有人建议毁掉学校，子产说：“人们朝夕相见，相与议论朝政，我们听到后，对他们所喜欢的事就去做，不喜欢的就改进，这不是我们的老师吗？”对群众的牢骚，我们不能用高压办法来制止，倒像是治理河川，用堵的办法必然造成大的缺口，伤人必多。不如用导的办法，流出小的缺口，损失反而小了。子产之事对我们是有启发的。我们的各级领导，听到群众的一些牢骚话，只要不是要推翻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，就不要跳起来。我们还不如创造一些条件，让人们说说心里话，以使我们了解下情，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。
“牢骚太盛防肠断”，牢骚太多自然是不好的。但群众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，不让发也是不行的。如果发者得乎其道，不离大，听者又能正确引导，以利工作，这样矛盾不就得到完善地解决了吗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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